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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姑娘一声吼，全国号贩子抖两抖”，虽然这是句玩笑话，然而也形象地描述了年初在北京发生的“东北姑娘怒斥号贩子”事件在我国医疗管理活动中造成的巨大影响。
这个事件直接推动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出台了打击号贩子的八大措施。在全国两会上这个热门问题继续受到关注。从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到专家代表，都对此作了回应，并且提出正式议案和提案。
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
号贩子现象是结构性问题
3月5日上午，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在“部长通道”被众多媒体记者拦住，询问如何看待号贩子问题。李斌回应说，首先要感谢那个姑娘，姑娘一声吼，推动了对老大难问题的解决。
李斌表示，老大难问题看着是号贩子现象，深层还是结构性问题。解决号贩子问题，要打组合拳，会同公安部门开展综合整治，严厉打击号贩子。目前，北京、上海、广东都采取行动，要保持高压态势，同时要加快信息联网，真正做到实名制，在这方面我们正抓紧工作。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卫计委主任方来英：
号贩子应入刑
全国政协委员方来英对号贩子问题的发言尤其有意义，因为挂号事件的第一把火就是从北京开始烧起来的。方来英将号贩子买卖号源定义为非法交易。他说，我国刑法已经将票贩子入刑，但号贩子尚未入刑，“而号贩子是在拿病人救命的事做交易，更恶劣，更应予以严惩”。
北京同仁医院院长伍冀湘曾经表达过类似意见。认为对号贩子应该采取法律手段，然而无法可依却是一个短板。他说，“号贩子绝对不能进院区，在医院如果发现了号贩子立刻得将他进行拘留，然后对他教育。号贩子按照我们国家的法律，最多只能对他们进行拘留。不过，只有和公安机关才能够采取拘留，医院只能劝退，或者说服教育。”
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倒卖车票、船票，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方来英建议，在刑法修订之前，由最高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司法解释，维护公民公平公正地获得国家提供的基本医疗保障的权利。
全国政协委员、北大医院院长刘玉村：
提高挂号诊疗费用
刘玉村担任三甲大医院院长多年，对号贩子问题也看得很透，他认为“号贩子”问题根本在于医疗资源供需失衡，建议提高挂号费诊疗费用，降低药费检查费，并建立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他的建议是“三升三降”。
三升：
1提高挂号费。“保守估计现在300万门诊量里有至少100万人次是没必要来的。如果提高挂号费，门槛稍微高一些，自然就挡住了一部分人。”
2提高住院费和床位费。“北京28块钱的床位费实在是太低。”
3提高手术费。“一个胃癌手术1000多块，医生护士麻醉师6个人，就1000多块钱。合理吗？”。
三降：
1降低药费。
2降低导管支架器材费用。
3降低CT核磁检查费。
全国人大代表、临汾市第四人民医院院长贾爱芹：
放开挂号定价权
“我觉得号贩子既然能把价格炒到1000到1500元，是因为专家值这么多钱。”贾爱芹认为，公立医院目前的挂号费价格并不符合医生本身的付出和价值。沿用至今的挂号价格是上世纪80年代国家订的，并未做过调整。她建议放开挂号定价权，通过价格的调配来让优质资源能够最大化利用。
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
当俞正声的面提“号贩子”
3月4日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医药卫生界委员联组会在北京华北宾馆进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来到这里参加讨论，当着俞正声的面，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说：“医改不是‘改医’，也不是‘药改’。医改是改革医药市场，是培育医药市场，是推动医药市场快速发展，通过卫生事业的发展去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此外，他认为号贩子是医疗结构性矛盾。
有限的优质医疗资源在无序的就诊秩序下更加紧缺，十几年来围绕各地大型三甲医院，形成了完整的号贩子产业链。这样“良好”的生态为什么一夜之间能够被打破，真的是这个东北姑娘有超能力吗？恐怕不是，而是借由此次事件所传递的公众民意已经引起了管理部门的足够重视。
虽然号贩子问题存在于我国医疗体系中已经是一个痼疾，但能够把桌面下的问题端上桌面，至少也显示了管理部门正视问题的决心。但要彻底解决好号贩子问题，并非一日一事之功，全科医生体系、医生规培、分级诊疗等等进展如何都与解决这个问题切身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