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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6年12月21日，FDA共批准了21个新分子实体药物（小分子药物&生物制品），获批数量较去年的45个明显下降。
“现实是很残酷的。”康宁杰瑞董事长徐霆向记者指出，“全球的医药公司都紧盯着美国市场，但FDA每年批准的新药可谓‘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多则40个，少则20个。而这些获批的品种中，又只有一小部分获得市场收益，销售额超过10亿美元的就更没剩几个了。”
“如果我们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今天的‘热’就会变成明天的‘冷’。”在先声药业首席科学官兼研发总裁牟骅博士看来，如何认识新药研发漫漫长路中涉及的风险，然后提出一个有效的风险管控计划，是所有药企都要面对的课题。“谁能够处理得好，谁就有可能成为赢家！”
【缘起】超过一半的新药失手于Ⅱ期临床，企业该怎么办？
——逻辑一：靶点创新循序渐进
随着近年来大批海归人才前仆后继地投身于新药事业，国内新药发现（discovery）的水平开始逐步与国际接轨。但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这群海归科学家大多出身于研发领域，新药项目往往从一个新靶点或者新技术开始，“这样的产品是否真正是临床需要的？从新药立项到临床还有一系列步骤，包括新药（IND）申报，不同临床阶段的试验方案设计等，这块的专家还是比较缺乏的。”毓承资本合伙人朱忠远曾公开表示。
《Nature Biotechnology》对涉及835家药企、4451个新药、7372种适应症的数据进行了统计，结果显示，一个新药从临床前到临床再到上市的概率仅为10.4%，其中涉及概念性验证（PoC）的Ⅱ期临床试验失败率最高。根据塔夫茨大学药物开发研究中心的数据，新药从临床Ⅱ期到Ⅲ期的分期转换率大约在40%左右，有超过一半的新药在Ⅱ期临床试验中失败。
“这是创新药发展过程中的必经之路，整个行业一定要付出一些代价才有可能真正成长起来。”眼下距离大批新药进入中后期临床试验还有一段时间，但有专家毫不留情地对国内如火如荼的新药研发浇了一盆冷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临床试验研究过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概念性验证（PoC）。一旦药物靶点通过PoC，基本上可以证明生物学路径可行，研发的系统性风险大大降低。
“要达到PoC从全球来讲都是难点，目前中国企业还缺乏从早期discovery到PoC方面的经验，尤其是创新程度比较高的药物。”牟骅曾担任和记黄埔首席医学官，他坦言，和记黄埔作为国内最早试水创新药研发的企业之一，也是从相对成熟的EGFR抑制剂和VEGFR抑制剂开始一步步增加靶点创新程度，成长到后来高风险高难度的c-Met抑制剂。
有多位业内人士指出，国内创新药研发才刚刚起步，处于创新初期的企业，要经过长期积累metoo、fast-follow-on等经验后才有可能逐渐转型到全新的创新，“创新药的研发不是一蹴而就。”
【缘起】国内开发first-in-class“全球新”时机尚不成熟，国内药企布局有何良策？
——逻辑二：丰富产品管线层次
牟骅认为，当前国内公司独立开发first-in-class药物的时机还不成熟，即使是最顶尖的创新型企业，产品全部都是独立运作的“全球新”也不现实，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能碰“全球新”，反而提示企业要对产品管线进行合理的规划，要注意搭配。
以目前在创新药领域布局最全的传统型药企恒瑞医药为例，恒瑞在新药开发上采取了风险回报较为平衡的“快速跟进”策略，PoC成功后再进行布局，依靠后续拼项目数量和速度脱颖而出，另一方面公司还以大量仿制药和制剂出口业务作为缓冲，并且“仿制药+创新药”的业务组合也满足了多样化的临床需求。
创新型药企亦然。徐霆告诉记者，目前康宁杰瑞一方面紧追时下热门的肿瘤免疫靶点PD-L1、CTLA4等，另一方面也与高校科研院所教授建立合作关系，对前沿的创新靶点有所布局。此外，公司还通过转让的近30个生物类似药形成了合作开发网络，为日后潜在的新药合作奠定了基础
“单抗药物避免同质化竞争的机会不多，蛋白类药物短期内可能有优势。”徐霆表示，如长效卵泡雌激素在内“有价值但没有企业关注”的差异化药物也是其产品管线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越来越多的药企涉足新药领域，创新药在企业产品管线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如何规避研发风险，把有限的资金价值最大化，成为无论是传统型药企还是创新型药企面临的共同挑战。牟骅提出的布局思路或具有借鉴意义：对于相对成熟的靶点，采用自身力量独自在中国市场开发，而对于创新程度较高的“全球新”药物则积极寻求国际战略合作。
【缘起】合作研发项目成功率更高，那么就一味“外包”吗？自身研发能力有何作用？
——逻辑三：内外研发能力并重
“从先声药业的战略角度来看，我们不会单纯寻求买断引进first-in-class品种。风险和收益是并存的，在经验和实力没有达到之前，我们宁愿割让部分利益共同开发，分摊风险。”牟骅说道。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样的体会来自牟骅与和记黄埔医药科学家团队同3家全球性跨国公司建立战略合作的经历。以其中之一的c-Met抑制剂为例，在意识到这是当时产品管线中创新程度最高、风险最大的新药后，他和同事们果断提出了合作的建议：“与大药企合作，不仅可以解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资金问题，同时利用合作方的经验也可以把这个新药快速向前推进。”
随后，牟骅提出了一整套细致的中国与国际开发路径，也正是基于此，吸引了阿斯利康的合作，目前该药物处于Ⅱ期临床试验阶段。“一个清晰的头脑，一份详细的规划，一套完整的执行，中国企业也能做出像样的新药。”
根据麦肯锡分析师对1996～2014年间超过9200种候选药物在临床和注册阶段的成功率统计，合作研发项目始终保持着更高的成功率。数据显示，在1998年，合作研发药物自Ⅰ期临床至获批的总通过率为32.2%，相比非合作研发药物的11.5%有着明显优势。到2010年，上述概率分别下降到了12%和4.3%，但合作研发模式仍然保持着约高8%的优势。2009到2014年间，合作研发在晚期临床成功率的领先优势有显著提高。
“当你还不确定企业早期的技术是否能够确保产品成功时，与大药企合作就是分散风险的一种研发方式。”作为生物偶联物领域平台型技术公司，Ambrx曾与百时美施贵宝、默克、礼来在内的多家跨国药企在一系列项目上展开了合作。据Ambrx首席科学家田丰博士介绍，Ambrx在发展早期时自主研发与合作的比例约为3:7，等技术成熟到一定程度后，就过渡到“以开发自己的产品线为主、以合作开发为辅”的方向上，现在这一比例已经转变为7:3。
目前Ambrx通过项目和技术合作实现了2.5亿美元以上的收入，并于2015年5月被复星医药、厚朴投资、光大控股、药明康德联合收购。
新药所创造的价值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产业链的下游。事实上，除了合作开发，近几年国内新药研发模式越来越灵活，传统一条龙“闭门造药”的流程逐渐被分解，取而代之的是以“VC+IP+CRO”为代表的多种商业模式接力研发。
